何兵 周海洋 | 芜湖谢留卿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刑事诉讼程序的疯狂裸奔

时间:2020-03-23 来源:www.usadazhong.com

作者|北京闻仲律师事务所何兵周海洋

人们经常用“正义不仅要以可见的方式实现,而且要以可见的方式实现”这一法律格言来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严格的程序要求往往被认为是苛刻的,刑事诉讼法关于程序性程序的规定往往被司法机关公开违反。本文梳理了谢、等63人诈骗案中的主要程序性违法行为,从程序的角度揭示了冤假错案的形成过程。

1。荒诞报道:谁是骗子谁(1)举报情况2016年9月10日,陈某去繁昌县公安局报案,称2015年4月值班期间,他观看了带有出售玉器等广告的寻宝和收藏节目。他不得不打电话给广告了解情况。大约一个星期后,CICC的赵阳联系他出售他的书画和其他收藏品很多次,理由是它们有收藏价值,可以升值,并可以帮助发送照片。金先后向赵阳购买字画、奥运纪念品、瓷器等收藏品,总价值65.82万元。在此期间,2015年6月28日,金应邀赴九华山参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举办的“大愿”产品发布会。他决定买一个价值100元的“多子多福瓷瓶”,并与创作者李砚祖教授合影留念。最近,陈某联系不上赵阳。经过搜查,发现CICC被取消职务,他认为自己被骗了,于是向警方报案,声称自己被赵阳等人以“文物收藏”的名义骗了。2016年9月12日,金再次前往公安机关问话。这一次,内容是对上次报告内容的总结。

(2)金的报告陈述证明了他被诈骗的事实。

1、赵阳等人销售的收藏品基本上没有文物。他在卖给陈某时从未说过这些收藏品是文物。陈某声称他“被文物欺骗”与事实不符。

2。金知道赵阳的手机号码,他的侄子也加入了赵阳的微信。没有联系不到赵阳的情况。

3。陈某知道了CICC的400电话号码,这也是用来主动联系CICC的。就算联系不上赵阳,CICC也能联系上。没有找不到公司的情况。

4。在卖给赵阳时,他明确告知了藏品的材料、作者和制作人,并没有捏造或隐瞒藏品的客观真实情况。客服表示,售出的收藏品有收藏价值,可以升值,这是正常的销售行为。至于它声称可以提供拍卖协助,虽然它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是不诚实的,但它并不涉及收藏品本身的客观情况。

5。金喜欢鉴宝和收藏节目,打电话给询问玉器的销售情况。他对收藏行业和他想买的收藏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赵阳的促销活动并不影响收藏爱好者陈某金对其购买的收藏价值的客观判断。

6。2015年6月28日,金应邀出席教授在九华山的产品发布会。他决定当场购买价值人民币的“多子多福瓷瓶”,并与创作者李砚祖教授合影。这次购买显然是自愿的,而不是欺诈。

7。陈某下订单后,CICC的送货人员拿着他们的身份证,用他们的真名将货物送到陈某的指定地点。陈某收到了藏品,并在对检查感到满意后才付款。付款前,陈某金灿无任何理由拒绝接受付款。

(3)金与达成退款协议,并部分履行。没有欺诈的事实。

2017年7月28日,芜湖市公安局在全市部署警力,配合繁昌县公安局前往北京、郑州,逮捕了老板谢及近200名员工。但随后的调查发现,金与达成了退款协议,并部分履行了该协议。没有欺诈。

大约在8月2日

陈某报案后(CICC并不知道),他继续与CICC谈判,以家庭生活困难为由要求退货。经过协商,同意退货,并要求金将购买的收藏品退还给。一次付清全部货款,但金不同意。经过多次讨论,最终达成的退款方案是:CICC先给陈某退款10万元,陈某收到10万元退款后给CICC退款10万元。这个循环,直到货物和金钱被清算。

达成协议后,CICC将退还前10万元,并将其转账至陈某的指定银行账户。但金收到退款后,并未按约定返还价值10万元的收藏品,并停止与联系。

根据以上事实,如果你涉嫌欺诈,谁在欺骗谁?

2。违法犯罪调查

(1)不符合立案标准的刑事案件

2016年10月27日,繁昌县公安局决定对陈某提起诈骗案。然而,当提起诉讼时,它不符合提起刑事诉讼的标准。

《刑事诉讼法》第121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5条、《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14-02条和14-03条规定“有犯罪事实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立案的客观标准。陈某报案时,只陈述了有关情况,没有提供任何物证或书证,如他购买的收藏品、消费者银行的流水等。此外,即使根据他自己的陈述,他也不能证明“文物欺诈”这一犯罪事实的存在。因此,从举报材料来看,不符合立案条件。

虽然陈某的报告不符合立案条件,但公安机关仍可进行初步调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1条明确规定了这一点。经过初步调查,发现有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的,应当立案。陈某于2016年9月10日报案后,公安机关仅于同年9月12日进行了简单重复的调查,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证据。因此,此案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二)未依法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八条第三款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立案后,应当积极进行调查,收集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应在规定时间内撤销案件或终止调查。

陈某报案时,提供了营业员赵阳等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微信,CICC的姓名、400电话号码,以及在家中购买的收藏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无法检测或调查的情况。然而,2016年10月27日繁昌县公安局立案调查后,同年12月9日只对陈某进行了简单调查。调查的内容没有超出报告中的陈述,陈某购买的收藏品和银行消耗的水仍未收回。此后,繁昌县公安局直到2017年6月29日才进行任何调查。根据上述规定,繁昌县公安局应在立案后60天内,即2016年12月26日前撤销案件或终止调查。

也是因为繁昌县公安局没有及时调查,才没有进一步发现金的报告陈述中有许多不真实的内容,也没有掌握金与达成退款协议,在收到退款10万元后失踪的事实。

(3)刑讯逼供、威胁、恶意编造虚假案件事实等手段获取被告人有罪供述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重视证据、调查研究,不相信供述。严禁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呵

在审讯过程中,调查人员告诉被告,CICC管理的所有收藏品都是假的,并且已经被确认。被告卞红艳、牛、张盖等人还表示,调查人员拿着手机给他们看评估报告,让他们看视频,告诉他们所卖的产品是假的。许多被告,如刘丽娜、耿宁和岳万雷,开始怀疑他们出售的藏品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相信公安机关,调查人员不会胡说八道。他们还对公司的管理层和他们的行为发表了投机和不利的声明。

3。不允许被告修改讯问笔录中的虚假记载。

一些被告在法庭上说审讯记录中记录的内容与他们的陈述不一致。他们在核实记录时要求修改,但遭到拒绝。如被告谢表示,记录中的一些非法销售的具体内容不是她的原话和本意,而是调查人员自己写给她签字的。被告高慧娟表示,记录中的一些内容是不真实的。当调查人员想要改变它们时,他们说如果你想的话,你不能改变它们。公司四个部门的员工也给她看了一段视频,他们说他们只需要听从公安机关的指示。

(4)恶意捏造虚假案件事实,误导被害人获取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被告出售的所有收藏品均为真品,这是一个已经核实的客观事实。然而,在调查人员询问受害者之前,他们都被事先告知他们购买的收藏品是假的。调查人员的这一行为也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8条。

出庭的受害者代表没有否认调查人员恶意捏造事实,并告诉购买的收藏品是假的,并提供了记录来证明这一点。比如,受害者黄某万说:“你们公安机关打电话给我,说我买了假货后,还没睡好。”魏谋利说,“只买了,但是买假货的人觉得被骗了。”郭说,“既然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孙翔说,“那些买了收藏品的家庭成员就不知道了。如果他们知道我买的是假的,他们会受不了的。”李慕智说:“自从你来了,我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对买收藏品失去了兴趣。”张说:“在买了的收藏品后,我才知道那是赝品。”秦牟龙说“这是不真实的”。等等。

(5)物证的登记、保管和扣押是非法的,造成物证污染,不能作为案件判决的依据。1.物证未依法扣押,被害人被非法允许自行保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1条第1款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6条的规定,只有当作为物证的财产不便于提取时,才能在登记、拍照或录像评估后交由财产持有人保管。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购买的收藏品被视为物证,提取原件没有任何不便。繁昌县公安局依法予以扣留并妥善保管。然而,局里让受害者自己照顾自己。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允许财产持有人保留该财产作为物证,则应在将该财产交由他保管之前对其进行评估。然而,在本案中,繁昌县公安局没有依法评估其价值,即受害人被允许自己保管。

2。没有强制没收受害人拒绝提交的有价值的物证。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2条的规定,如持有人拒绝交出应扣押或扣押的财物或文件,公安机关可强制执行扣押或扣押。然而,在这起案件中,当调查人员没收他们从受害者手中购买的收藏品时,许多受害者拒绝交出它们,尤其是一些价值相对较高的收藏品。例如,马某孝和周某亮拒绝交出他们在犯罪时购买的收藏品。王木喜和马木良拒绝交出他们花35万元买的张婕妤先生的画《胡杨礼赞》。调查人员允许这些拒绝交出物证的行为不受约束,也没有强行取证

2017年7月28日,被告人张被抓获后,要求将羁押中的北府兵的钥匙交给侦查人员。调查人员随后去检查CICC的收藏品库存。然而,没有签发搜查令,没有制作搜查记录,没有制作扣押决定、扣押记录和扣押清单,没有拍摄或记录扣押物品(所有这些都是珍贵的收藏品,包括范曾的书法和绘画),整个记录和录像都被没收。

在调查人员检查了收藏品的库存后,他们用卡车将收藏品运回峨山派出所。卸货后,他们开始检查收藏品,并列出扣押清单。2017年7月30日,被告人张将从看守所带至现场配合清查。他觉得这些物品在清点过程中是不完整的。之后,调查人员强迫他签署了2017年7月28日的日期。

2019年4月后,调查机关再次扣押了受害人保管的物证,并制作了42份扣押清单。然而,一些扣押清单与监管时间不一致,最长时间间隔为8天。与此同时,有24份副本没有证人签名。(六)拒绝依法移送案件所涉及的物证的

根据第《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条第一款、第162条、第《刑事诉讼法》条、第278条的规定,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侦查终结时,公安机关应当一并移送证据,包括被查封或者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但是,在本案中,繁昌县公安局拒绝移交扣押的收藏品和其他物证,直到审判结束,也没有发现物证。

(7)非法“制造”价格评估意见

本案有三次价格评估,其中两次是在第一次听证会之前进行的,称为“第一次价格评估”;一次是在第一次庭审后进行的,被称为“第二次价格评估”。

1。公安机关在首次价格鉴定中的违法行为。

第一,代替他人,直接委托专家给出具体的价格评估意见。委托价格评估机构采用专家评估法进行价格评估时,应当委托专家。但在本案中,公安机关接手并直接委托专家给出具体的价格评估意见,然后提供给繁昌价格认证中心,由中心进行整体情况复制。该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0条第2款的规定,是“暗示或强迫鉴定人作出某些鉴定意见”

第二,专家鉴定时间早于委托时间,这显然是错误的。专家鉴定意见中注明的鉴定时间为2018年5月4日,但繁昌县公安局于2018年6月1日委托专家进行了鉴定。也就是说,专家在公安机关委托他们之前已经完成了鉴定。

第三,明知专家和杭州奢侈品价格评估中心不具备评估资格,他们仍然委托进行价格评估。部分评估专家不是杭州市价格评估专家专家库的成员,与本案涉及的集合不属于同一评估类别。同时,公安机关也没有提供专家和杭州奢侈品价格鉴定中心的鉴定资格、鉴定资格证书。更荒谬的是,为了证明杭州奢侈品价格评估中心具有评估资格,公安机关甚至偷梁换柱,换成了其他评估机构的评估资格。

四是向其他评估机构支付价格评估费。繁昌县公安局委托杭州奢侈品价格评估中心进行评估,但将价格评估费支付给中心外的其他评估机构。

2、公安机关第二次价格鉴定违法

一次未授权委托重新鉴定。作为刑事案件证据的原始价格鉴定意见仍在法庭上。法院没有要求繁昌县公安局重新鉴定。

二是无权直接委托芜湖价格鉴定中心进行价格鉴定。这种情况下只能对收藏品进行价格评估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7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以及犯罪情节严重的各种证据。”然而,在本案中,繁昌县公安局故意隐瞒被告无罪的证据。

繁昌县公安局查封了北京金钟公司的电脑主机,里面有该公司出售的所有电话录音,顾客购买的所有订单和配送信息。这些电话录音可以证明被告没有犯欺诈罪。然而,该局故意隐藏计算机主机,并拒绝将其作为证据提交。

繁昌县公安局没收了北京金钟公司的摄像机。相机内有书法家、画家等艺术家和收藏品购买者的照片和视频资料,可以证明收藏品是真的,购买者没有被骗。

繁昌县公安局从北京金钟公司查获大量纸质文件和资料,包括公司的管理制度和对非法销售人员的处罚决定。这些纸质文件和材料可以清楚地证明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及公司是否从事欺诈行为。然而,该局没有移交文件和材料,并故意隐藏证据。

3。“完全失去客观公正的国家公诉”

(1)承认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存在,依法撤回起诉,不依法决定不起诉。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7 (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条(高建苏发[2007]18号)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回起诉,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起诉书指控被告销售假冒产品。然而,早在开庭前,公诉人就明确承认被告销售的是真品,而不是假货。该案由合议庭记录,并在听证会上再次确认。这证明公诉人承认起诉书中没有指控犯罪事实!

由于涉嫌犯罪事实不存在,繁昌县检察院应依法撤回起诉,并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2)承认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存在,但没有依法变更起诉书,也没有依法出具变更起诉书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高检法2007)第18号第5条、第6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458条、第461条的规定(原规则适用于案件的审查起诉,故本文引用原规则)。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不一致的,应当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并书面提交人民法院。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公诉人承认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存在,并坚持认为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事实需要指控,应提出变更起诉的意见,并在向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报告变更决定后,出具变更起诉的书面决定。然而,在本案中,检察官坚持不改变起诉书。

(3)明知价格评估意见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仍作为批准逮捕和起诉的依据。

价格评估意见是收费的核心证据。本案第一公诉人、繁昌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罗承恩在法庭上明确承认,价格认定意见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意见。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84、85、《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42条等。详细规定评估意见的法律要求和审查标准。根据这些规定,本案中的两次价格评估仅通过正式审查就被认定为完全非法,不能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1。撇开专业内容不谈,只需要正式考试。第一次价格评估意见不合法,不能作为最终决定。繁昌县公安局非法扣留和保管收藏品

该表不合法,没有繁昌县价格鉴定中心鉴定人的签名或资格证书。(第二次开庭时,公诉人马用手机在网上搜索价格评估意见的评估人员的签名和资格,并以中心网上显示的人员和评估资格证明其合法性,并相应增加了书面材料)。

2。撇开专业内容不谈,只进行了正式考试。第二次价格评估意见不合法,不能作为最终依据。

价格评估仍采用专家评估法,未进行评估的18名专家的姓名、资质和评估意见不包括在内。(第一次价格评估和该领域的资料第二次丢失,这是明目张胆的欺诈)

繁昌县公安局非法扣留和保管涉案收藏品,无法保证估价对象的身份,不符合估价条件;然而,被告没有经营或交付来自广州的藏品。

超越法定权限,他决定了收藏品的技术水平、材料质量、真实性和收藏价值。

估价对象不存在,没有估价对象的照片、收藏证明等信息。

(4)非法取证,故意隐瞒证据

1。2019年10月30日,繁昌县检察院向合议庭移交了四卷补充侦查材料。补充调查是非法的,相关材料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450条和第457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审判过程中补充证据或接受补充侦查的法律情形。根据这一规定,如果案件在审判过程中被退回检察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检察机关有权调查取证。合议庭要求检察机关提供补充证据的,检察机关有权调查取证。

在2019年3月第一次开庭之前,该案在审查和起诉阶段两次、在审判阶段两次被退回检察机关进行补充调查。在2019年3月的第一次庭审后,该案件无法退回补充调查。同时,从2019年3月至同年10月30日,繁昌县检察院向合议庭移交了四份补充调查卷。合议庭没有要求检察机关提供庭审所需的补充材料。因此,从2019年3月至同年10月30日,繁昌县检察院无权调查取证,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对此案进行补充调查。

退一步说,即使补充调查,也应该限于一个月。但是,繁昌县检察院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下旬的补充侦查材料,远远超过了法定的一个月期限。

2。2019年10月30日,繁昌县检察院向合议庭移交了四卷补充调查材料。没有证据材料排除非法证据,被告认罪并承认处罚。

但在庭审过程中,当庭审涉及排除非法证据时,公诉人突然在法庭上发出办案指令、医疗住院案件等材料,证明被告人吴、等没有被刑讯逼供或非法取证。当审判涉及判刑时,检察官突然签发了几份经签署的供词和处罚宣誓书。

以上材料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和量刑有重要影响,绝大部分材料是在2019年10月30日公诉人移交补充调查卷时获得的。检察官应于2019年10月30日将这些材料一并移交合议庭,由合议庭进行审查,以便辩护人阅读文件,履行辩护职责。

公诉人故意在法庭上隐藏证据,剥夺了

自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后,许多被告人和其律师都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要求调取侦查人员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但公诉人都以公安机关出具了没有非法取证的办案说明为由,拒绝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拒绝履行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义务。但是,根据上述规定,该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更何况有的说明材料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名。公诉人的行为,明显违法。

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有几十名被告人当庭控诉侦查人员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强烈要求非法证据排除,审判长当庭明确说庭后调查核实。本次开庭,公诉人提交了几份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被告人张艳婷生孩子的住院病例和其夫妻二人签字的笔录,以证明侦查人员没有吴蕉红、张艳婷等四人实施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但是仍拒绝提供侦查人员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

更有甚者,公诉人马阳艳当庭说该录音录像不是证据。

公诉人马阳艳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第7条的规定,侦查人员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是本案的证据。

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公诉人明知相关法律规定,却仍重复提供这样的说明。更何况,这次提交的情况说明,一些签名的侦查人员不是繁昌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审讯过该说明所对应的被告人。

公诉人这次提交的被告人张艳婷生孩子的住院病例,恰恰证明张艳婷当庭的控诉是真实的,其确实在十月怀胎、快要生孩子的情况, 被侦查人员长时间不让休息,逼迫自证其罪。

这次提交的张艳婷夫妻二人签字的笔录,只能证明第一次开庭后,侦查人员这次询问张艳婷时没有非法取证,不能证明案发当时讯问的合法性。而且,这次讯问张艳婷的笔录,让其丈夫也同时签字,这一行为就是违法的,突出证明了繁昌县公安局和检察院,在故意制造证据。

本案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侦查人员取证合法性的情况下,根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第15条的规定,确有必要调取侦查人员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这也是最简洁、最有效的办法。

(六)拒绝出示物证,连物证的照片都没有

根据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95条、 《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第445条等的规定,公诉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因此,本案中公诉的人应当庭出示被扣押的收藏品,让被告人辨认,让法庭调查核实。

虽然被告人、辩护人一致、多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物证,但公诉人始终拒绝出示,物证一直未到庭。

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公诉人的公诉意见,本案中第一次鉴定的两份鉴定意见被撤销,以第二次鉴定的意见为指控的依据。但是,第二次鉴定的意见中,连一张物证的照片都没有。

(七)举证方式违法,连续举证长达五六个小时,甚至隔夜

本案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涉及63名被告,证据数量多,有一百多本案卷材料和几百个G的电子数据证据;且绝大多数被告人不认罪、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对指控的证据存在非常大的争议。根据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19条、第21条、第22条的规定,本案公诉人应当采取单独举证的方式,即逐一举证,一证一质。

但在第一次庭审中,公诉人共举证三次,第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第二次、第三次均长达五六个小时,且还都是当天晚上没举完,第二天早上开庭继续举证。在举证前、举证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多次明确要求一证一质,都被拒绝。在举证过程中,许多被告人、辩护人当庭多次反对该举证方式,说记不住,没法质证,但公诉人仍拒不接受。

(八)以律师作无罪辩护为由,取消对被告人自首、坦白的认定,违法提高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

在第一次庭审中,公诉人马阳艳以律师作无罪辩护为由,当庭宣布撤销对部分被告人自首坦白的认定,大幅提高量刑建议。

但是,被告人自首、坦白的认定,与律师是否作无罪辩护无关。公诉人马阳艳的这一行为,显然是将其对律师作无罪辩护的不满,恶意、违法发泄到被告人身上。

而且,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 第10条、第17条的规定,本案作为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社会高度关注的敏感案件,量刑建议应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不属于授权公诉人可以自行决定的情形。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拟定的量刑建议不当需要调整的,需要报检察长决定,应当依法建议法庭休庭后报检察长决定,而不能当庭自行调整。

以上只是对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重大程序违法的简单梳理。

在审判过程中合议庭也出现了诸多违法违规的情况。鉴于本案尚未判,对于这样一个明显无罪的案件,我们还是希望合议庭最后能坚守法律的底线,作出无罪判决,故暂不评价合议庭的违法违规行为。